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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2月中旬，由湖北日報報業集團，武漢市城市規劃咨詢服務中心等主辦的“現代城市規劃與居住文化論壇”開壇，王受之受邀登壇布道。

　　熱忱睿智、精力過人，這是見過王受之的人給他的評價。因研究建筑、工業產品、平面、時裝、汽車、城市規劃、插圖、現代和當代藝術、娛樂等方面的史論均有建樹，廣博的視野，讓王受之的演講極富魅力，所到之處，聽者云集。

　　王先生在武漢停留時間太短，本次對話只能借助電腦視頻來完成。有問必答，一針見血、絕不搞迂回的外交辭令，學者王受之性靈頓顯。

　　王受之，1946年生于廣州，早年畢業于武漢大學。設計理論家和設計史專家，中國現代設計和現代設計教育的奠基人之一，洛杉磯帕薩迪納藝術中心設計學院終身教授，曾任聯合國開發總署專家。還是清華大學、中央美術學院等高校的客座教授。

數字品牌是巧合

　　問：作為世界一流的設計大師，對普通百姓來說，知道您的名字是因為您是中國房地產老大萬科的顧問。

　　王：我不是設計大師，這輩子也沒希望當上設計大師，千萬不要給我這個美譽（笑）。我主要是教書的，充其量是個搞設計史論的作家。做萬科的顧問差不多有10年了，但我們的合作并不是大家想像的那樣———萬科的設計都是我做的。我只是對萬科某些具有實驗性的項目，比如深圳第5園、17英里等，提一些概念上的建議。我實際上沒有那么大的影響，所以不要太夸張。

　　問：近年來，武漢發展很快，有許多大手筆的設計是國際招標，作為我國現代設計的奠基者之一，您在武漢有設計項目嗎？

　　王：武漢對我有特別意義。我的童年和青年都生活在湖北藝術學院（現武漢音樂學院），從小就看關山月、黎雄才等頂級藝術家怎么畫畫的。

　　到現在為止，我在武漢還沒有一個項目。但即將有一個，建造的時間大約4-5年，項目做得怎么樣，要等做完后才能說。

　　問：您命名的17英里、第5園等，都成為了我國的住宅名品。您似乎特別偏愛帶數字的名詞。武漢漢口萬科旗下的“香港路8號”有些西化，那是你的智慧體現？

　　王：香港路8號跟我沒有關系。我其實取過許多不帶數字的名字，個人也喜歡《楚辭》，好多名字都從《離騷》、《九歌》中演變出來的，但開發商覺得太雅，沒有用。他們就是喜歡我取的帶有數字的名字，所以說，與其說是我的創造，不如說是開發商的敏銳。那些名字成為了品牌，應該說是一種巧合，并不是我專門喜歡數字。

講真話不昧良心

　　問：對于一些大型建筑項目，人們習慣不吝奉上溢美之詞。您好像不是這樣？

　　王：建筑是要對子孫后代負責的，建設之前我們都需要冷靜地思考留給后人的到底是什么？所以我面對城市規劃、建筑中存在的弊端、問題，我從不諱言自己的不滿。

　　問：批評就意味得罪人。因為您的國際知名度高，您的批評讓人不堪重負，如果錯了呢？

　　王：（笑）我覺得我提出批評的一般都不錯。我在美國工作內容主要就是教設計理論。設計理論在好多美國學校叫批評系。我們的工作，我們培養的人，目的就是批評。設計批評和建筑批評，在現在的中國基本是不存在的。

　　中國如果沒有形成批評這么一種新的文化的話，中國的建筑藝術是不可能有發展的。所以我在中國，哪怕冒著得罪人的風險，仍要去批評。因為我的目的不只是去批評幾個人，而是想在中國人當中樹立一種新的批評的風氣，不要因人際關系、裙帶關系、經濟關系、文化關系等，去迎合某些人，昧良心不講真話。

　　問：對具有國際知名度的設計大師的作品，您也會不留情面地批評嗎？

　　王：當然。比如說保羅·安德魯做的國家大劇院、庫哈斯做的CCTV大樓，放在那個位置我覺得是不合適的，我并不怕得罪他們倆。在外國，批評家并不會對批評對象仇恨，他們的心態很平和，而在中國一批評好像就是得罪人，是人身攻擊，其實我是對事不對人。

　　問：對于您這樣的設計大家來說，成功的案例不勝枚舉。我想知道，您自己不滿意或被別人批評過的案例有沒有呢？

　　王：（笑）我參與策劃，做出來的戶型大家不滿意把墻砸掉這是有的，但是要從市場來說，我參與的項目基本上都賣得很好。比如俊園（現萬科深圳公司的總部大樓），那是當時國內最高的公寓。高層有8套是超過1000萬人民幣，一開盤就賣掉了，這在1996年那是天價了，很成功的。而從現在的角度來看，那就很不好了。

　　問：哪里不好？

　　王：因為它是一個歐陸風格。在當時，國內搞現代主義沒人要。所以我覺得評估一個樓盤它是不是成功，除了它的功能性，還要把這個樓盤放在具體的時間背景里面看，不能從2005年的角度去看一個1995年的樓盤。有差距，是因為時代在進步嘛。

早走半部得天下

　　問：每一個藝術家都有自己的行為方式。您和其他藝術家合作的時候，是遷就得多，還是堅持得多？

　　王：我和別的藝術家合作并不多。我曾經和幾位藝術家搞過一個五人展，結果不是很愉快。

　　問：為什么呢？

　　王：這不是我的問題，而是那幾位藝術家對個人排位看得很重。我總是把自己放在最后，但是他們四個人對于把誰的畫放在第一位，都過于敏感。從那件事情以后，我不太愿意跟別的藝術家合作。

　　問：如今您投身房地產業，好多都是上千萬上億的項目，不合作獨干可是不行的？

　　王：不錯。開發商做樓是要賣的，那不是做藝術展覽用的。在商業的項目中，我是盡量不妥協，如不侵犯到我做人的原則，我還是會妥協。

　　比如我正在做的一個樓盤，開發商要突出歐洲風格，其實我從個人的角度來說，不喜歡歐洲風格，但會和一群設計師一同工作，盡量讓他們的歐洲風格更地道一些。

　　問：因為固有的審美取向，設計家在自己的設計方案里，難免會注入自己的設計理想。怎么判定您的設計理想是和消費者的消費心理暗合的？

　　王：這個很容易去體會，就是你多和你周邊的朋友去了解。比如我做房地產的策劃，就多跟買房子的人聊天，慢慢就可以悟出來現在的人已經走向了一個什么樣的方向。當然，不能是消費者想要什么我就給什么，總會向前走一點，比別人至少早走半步，等東西出來以后，那就是市場正需要的東西。

合壁中西守文脈

　　問：您的建筑隨筆《骨子里的中國情結》融匯古今，打通中外，帶我們進入了一次建筑文化旅行：從蘇州園林到皖南民居，從上海的石庫門到嶺南的“四園”；從凡爾賽宮到紐約第五大道，從歐洲的聯排別墅到美國的公寓……逐一比照，我們怎么看世界視野下的中國建筑？城市的現代化進程中，我們還要不要傳統中國風味？

　　王：中國人有5000年居住的歷史，在設計方面還是希望有一種中國式的生活方式。但是西方的現代建筑，的確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比中國傳統的居住形態更加優異的形態，所以我覺得，從中國人的居住類型來說，可以走近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主義。

　　問：那就是折中，走中西結合？

　　王：是的。但怎樣把中國人的審美情結，和西方人所發展起來的現代的居住形態，有一個很好的結合，這是一個課題，我們大家都沒有做到。

　　問：每個城市都應該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在無法避免的全球化進程中，怎樣盡可能地保存自己獨特的文脈個性？

　　王：一個城市的規劃有三個組成部分，第一個因素是歷史和社會因素，第二是交通，第三是綠化帶。比如武漢市，三鎮鼎立，這是歷史形成的；根據社會因素，它形成了沿江大道、中山大道、解放大道等，這一部分不要打破，尊重它，也就是尊重了歷史的文脈。

　　武漢長江大橋和漢水橋建成，溝通了武漢三鎮；現在又修了白沙洲大橋，正在修陽邏大橋，二環形成。交通結點上，不可避免會產生很多新的住宅區，但它并不代表整個城市的文脈。像廣州的人民路，天橋一修，走路是方便了，但把人民路的文脈給毀了，這個天橋應該是要拆掉的。因此，新住宅不應該和歷史文脈所形成的舊住宅區產生沖突。

　　總而言之，我們對于山體、對于池塘、丘陵等，不要做大規模的土方，尊重歷史、尊重環境，才是我們未來城市應該走的一個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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